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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招生诈骗典型案件 这些话术需警惕

2018-07-05 07:37:39  来源:经济参考报  责任编辑:飞宝

  随着各地高考分数陆续公布,考生及家长进入令人焦虑的报考志愿期,而此时也是涉高考招生类诈骗的高发期。以北京市近五年来此类犯罪情况为例,五类典型骗局及话术大家需要提高警惕。

  高招诈骗情况

  2013年至2017年间,北京市共审结涉高招诈骗案件34起,审理被告人63名,涉及97起犯罪事实(97人被骗),总案值共计人民币4224.5万元。下面六张图表将告诉您此类案件的特点:

  该类案件在诈骗案件中整体占比不足0.5%,从2014年起呈逐年下降趋势。

  97起犯罪事实中涉统招类共50起,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大学等著名院校均有涉及,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最为犯罪分子青睐。

  39起涉军校犯罪中包含专业军事院校、国防生、委托生及预备役,各地装甲兵学院、陆军指挥学院、武警学院均有涉及,部分招生项目系犯罪分子虚拟。

  7起涉艺考犯罪均针对艺考校考环节,北京电影学院、中央传媒大学及其他大学艺术特长生招录均有涉及。

  高招诈骗案案值远超同类诈骗案件,其中最高案值约近1000万,平均案值33.58万(1000万未纳入统计数)。

  该类案件财产损失弥补情况不容乐观,退赔及部分退赔合计占比不超过16.5%。

  高招诈骗核心为虚构自己有替他人办理入学的能力,上图中具体手法往往交叉出现。

  所虚构身份一般为机关领导干部,将军、大校、部队政委、领导秘书等最为常见,其次为教育部、文化部、政协、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再次为各高校教师。

  61.76%的案件中被害人系通过多层转请托和被告人取得联系,中间人平均人数为1.71人,请托费用亦层层分配。

  另有辅导机构人员虚构自身和高校有合作办学关系等涉案。

  34起案件中2人共同作案2起,3人以上犯罪团伙6起,虽然单人犯罪占绝对比例,但结伙作案情形亦不容忽视,最大犯罪团伙共9人,单案最多涉及11起犯罪事实。

  同时,高招诈骗罪犯学历相对较高,研究生、大学本科及专科学历共30人,受高等教育比率为47.6%。在26.47%案件中,被告人在实施招生类诈骗同时实施其他诈骗行为。

  诈骗谎言一:办不成退钱、余款办成后付

  葛某假称自己是军分区后勤部部长、大校军衔,张某外甥高考成绩不理想,葛某承诺以42万元价格帮其入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并收受20万定金,约定余款拿到通知书后交纳、办理不成退款。

  9月入学时事情没有办妥,张某要求退款;葛某遂称快要办妥、安排考生到医院体检、参观军事基地,并拿出去年的招生通知书。张某再次要求退款,葛某称无法办理军校入学,但补22万可以办理入读北大。葛某收到22万后出具收条写明“办不妥10月10号以前退清全款”,后事情未办成、钱款未退赔。葛某以同种手段诈骗他人20万元,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提示:几乎所有案件中罪犯均书面承诺办不成退款,但在被害人要求退款时会以风声紧、已办成手续等方式拖延、不接电话,甚至二次行骗拒绝还款,因此不能因承诺退款、事成交尾款而轻信。

  诈骗谎言二:办了好多年、办成好几个

  李某偶然认识潘某,潘某称一直在做教育生意,有门路办理花钱上军校,多年来已经办成多起。后按照潘某指示,李某对他人称济南军区预备役招生并在湖南国防科技大学进行培训,其可以办理预备役委托生,享受国防生待遇,并收取被害人35万元。

  后被害人填写相应书面协议及征兵表格,面试合格后参与集训;入学后被害人发觉学校不正规,经询问得知不存在预备役招生,国防科技大学亦不招收委托生。以此手法潘某另行作案两起,骗取88万,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提示:罪犯常在事前即声称自己有能力、办成过。一方面经中间人转托后被害人无法核实罪犯言辞真实性,中间人为牟利往往夸大说辞;另一方面所谓已办成、能量大可能指代其他犯罪事实,犯罪团伙成员间亦会相互掩饰并做虚假证明。

  诈骗谎言三:辅导学校有关系

  因儿子是美术特长生,张某想托人在校考中找找关系,遂联系到在北京办培训班的杨某。杨某称自己有关系,可以办中国传媒大学比赛前三名,以此收取15万元定金并签订培训费协议。

  后考生没有通过初赛,杨某解释风声紧,可以继续运作北京工业大学;考试后不行,杨某称可以继续操作中央民族大学,保证在校考中取得前50名,但要继续交15万元。张某交钱后其子在考试中未取得名次,杨某拒绝退款,后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提示:市面上部分辅导学校收取远超市价的高额辅导费用,并明示或暗示家长为跑关系费用,用领导自有名额等名目收受钱款,大部分情况下为辅导学校的经营行为,亦有可能是骗局。

  诈骗谎言四:费用直交到学校

  谢某因儿子高考成绩不理想,通过关系找到刘某为其办理北京大学入学事宜。刘某表示通过第三方途径交纳48.5万元给北大,就可以去北大汇丰商学院,享统一招生的待遇。

  交钱后直到学校开始军训,谢某没有收到通知书,刘某答复说有变故,不用参加军训直接入学。9月中旬,刘某在北大附近宾馆将北京大学人力资源管理高级研修班的录取通知书交给谢某,并称实际入读的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通知书是学校怕影响不好做的幌子。谢某在刘某陪同下到北大国际交流中心向工作人员交纳学费等5.2万元,后发现就读的是短期培训班遂退学。刘某拒绝退钱,后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提示:学历教育学生须通过高考招录,高校无法仅收钱办理入学。目前确有高校联合社会力量合作办理港澳台侨胞班、短期培训班、继续教育等非学历教育,家长可直接向学校核实具体性质,不要因在学校内或周边而盲目轻信。

  诈骗谎言五:

  顺利入读、毕业

  王父通过关系找到自称是中国政法大学老师的刘某,协商以30万元价格办理统招生入读。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刘某告知王某先以插班生的身份入学,给其一张课表让其上课,并以校内宿舍紧张为由安排校外宿舍。刘某为王某办理了学生证,被学校保安以有问题为由没收;期末时王某无法参加考试,刘某告知其成绩可以人为操作;王某发现在学校内网上没有其信息,刘某说学校查得严,毕业的时候会办好。王某毕业时刘某给其毕业证、学位证、三方协议、报到证,但其参加工作后单位无法在教育部网上查找到毕业证书编号。王某知道被骗后报警。刘某等人通过类似手段共实施诈骗9起,犯罪金额22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提示:虚假入学是近年来开始成形的作案手法,罪犯通过伪造录取通知书、安排学校附近入住、旁听学校课程、山寨军训、虚假学生证、就餐卡等造成录取假象。

  该种手法格外严重处在于,为取信或捆绑被害人,罪犯会授意被害人不参加高考、放弃填报志愿或背离分数报考、虚假就读,造成财产损失的同时,会对考生求学造成不可逆损害。

  樊富珉为清华大学学生演讲。

  65岁的樊富珉在清华大学开了13门心理学课。她的公选课要靠抢,有的学生从大一选到大四;有的学生选不上,就一个宿舍派一个代表去听。

  她去过39次汶川,做震后心理援助。她在“非典”时把办公桌临时改成心理热线点。

  她翻译修订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筛选量表》成了全国数百所高校大一新生入学时用的心理健康评估工具,每年能筛出5~8%的新生,为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提供可能。

  两周前,樊富珉获得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首次颁发的“终身成就奖”,全国只有两人获得。

  她说:“这个奖虽然是我来领,但我清楚这是给我这一代人的。”她将这一代人的使命称为“在荒芜的土地上播下健康的种子”,但“冒了很多风险”。

  她还记得,1990年代初,清华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只是一间临时的学生宿舍,没有专职老师,没有经费,她坐在那个只有一张桌子的房间里,很少等到学生来。偶尔有几位学生,“都是贴着墙来”,那时社会尚不了解,认为心理咨询是“有病”,“污名化很严重”。

  樊富珉是在日本筑波大学留学时,第一次接触大学生心理健康筛选量表,她迫不及待地翻译过来,进行修订。她去院系做讲座,先试着给三四百人做测评,没有电子表格,她就收回纸质版问卷一张张算。遇到有抑郁倾向的同学,她就挑出来,再给这位同学写一封信,请他来心理咨询中心。她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学生宿舍楼里的班级信箱送信,“你不能直接去找同学,同学害怕让人知道啊。”

  她四处宣传,“学生心理咨询是针对正常的有烦恼的普通人,不是针对病态的人。”

  学生苏细清记得,当年她们那一批20人跟着樊富珉学心理咨询,有的是念化工,有的是念纺织。樊富珉带她们去香港学习大学生心理工作的经验,带回“以人为本”的理念。有一位教授拍着桌子质问樊富珉:“以人为本,那谁谁谁那么坏,也要以他为本吗?”也有电话打来批评她“不该把学生带到资本主义的香港去学习。”

  樊富珉只是说,“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她至今还记得在日本学习受到的震撼。在一次课堂练习中,老师要8位同学围成一个圈,留一个口。规定的场景是大家都处于危机之中,只有一个人能出去。每个人都要说服其他人,说明自己最应该出去。樊富珉懵了,“我受到的教育是把危险留给自己,把机会留给别人啊。”她记得一个男生说,因为我的妈妈打工把我养大,我要出去照顾她。另一个男生是社会医学的博士生,他还有两位病人没有结束治疗,他说他要出去,否则治疗就前功尽弃。

  其实这个活动不是为了争夺生存的机会,“而是让你看到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是有人需要你的,你不能随便放弃生命。”

  她对着字典,连夜把日本的职业测量问卷翻译成中文,像“不动产商”这种名词她都没听过。现在总有人打趣她,要是靠修订《大学生心理健康筛选量表》,如今这么多人使用,她靠收版权费“都发大发了”。她总说:“好的东西要大家分享。”

  樊富珉认为“说教式”“喊口号”的思想教育都很苍白。她还记得多年前有一位学生要退学,她陪着学生在操场上一圈一圈走,一直走到深夜,告诉学生“机会很难得”“要勇敢面对困难”。但总有一种“很努力却使不上劲的感觉”,如果是现在,她会多听听那位学生的声音。

  如今,她的办公室像居委会,谁都可以敲门进,和室友发生矛盾、和女朋友相处不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她坐在椅子前,认真倾听这些“天大的小事”。

  多年前,在中科院的一本《青年心理学》的书上看到“爱的需要”“性的需要”“人际的需要性”,这对樊富珉触动很大,很多问题不能用“一个大道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可以解决。

  她在课上讲生命价值观的教育。先谈论别人的死亡,设计一个“泰坦尼克号”练习,船上有市长、老师、警察、商人等等,同学们为让谁死争个不休。然后再谈论自己的死亡,让同学们写下墓志铭。她也让学生列出生命中最重要的五样东西,然后一一删除,留下最重要的。有的学生说“我就是要挣钱”,引起别的学生争论,她会让学生说下去,“那挣钱之后呢”,那个同学回答“要盖孤儿院”。她从不批评和指责,“我要示范没有简单的对与错和好与坏。”

  多年前,一个辅导员带来一位因打游戏挂科不能毕业的男生,让她做咨询工作。第二次男生并没有按照约定赴约,那时候没有手机,她想方设法找到了那位男生。樊富珉说“我们约好了,你没来,我很担心”。男生让她不要担心,他也不会再去咨询,他知道自己的成绩毕不了业。樊富珉问他“今后的打算”、“如何向父母说这个情况”,男孩说要和他的一位师兄一样去游戏公司工作,不会告诉父母没有毕业,他找到工作后父母也不会多说。

  樊富珉尊重他的意见,“他已经做了所有最坏的结果的应对方式,我也不会担心他毕不了业去自杀”,“我不能按照我的要求去改变他,他的选择是他的权利。”

  她也讲如何处理亲密关系,如何处理焦虑。课堂的规则是同学们自己制定的,保密,出了课堂不泄露;不玩手机,保持专注和投入;不批评和指责与自己不同的观点等等。

  她爱穿颜色多样的衣服,红的、紫的、橙的、黑的,“离年轻人更近一些”。有时候坐在后排的同学发言,上课的阶梯教室很大,她会迅速走过去,站在同学的身边,注视对方。她说的最多的是“我特别欣赏你的勇敢”“我特别感谢你的分享”。

  樊富珉要让她的课放下所谓的“高高在上的、权威的角色”“给学生一个安全的氛围说话”“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需要,而以前是不关注这个东西的”。

  很多学生都记得在樊富珉课上被触动的瞬间。有旁听的同学感慨,“就算只是您万千学生中的一个过客,我也会感谢您记得我,想起您赞扬的点头微笑,和在人群中紧紧搂住我的肩说‘我好喜欢你呦,想当年我大二的时候都不知道在干什么’”。也有学生存着1995年时樊富珉在上海讲课的磁带,即使没有了录音机,那30盘磁带还留着。

  有老师向樊富珉抱怨“学生上课要点名才回答问题”,她说“我的课从来不要点名”。她记得几乎所有学生的名字,有时候做团体辅导,一个团体里有时有六七十人,“两三天的课程下来几乎都记得”。她说是“硬记”,“脑子里一遍遍默念。”

  二十多年前,她在全国高校第一次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发展》课,教材也是自己编写,如今这门课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本科精品课,也是教育部首批网络视频公开课。

  随着年纪的增长,这几年樊富珉越发感到一种时间“紧迫感”。

  她开的课越来越多,65岁的她今年在清华开了13门课。即使上了20年的课,她的多位助教说,“樊老师永远讲最新的东西”、“到最后一刻都在改PPT”。

  她刚刚卸任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的伦理组组长,她这第一任做了10年。“中国有100多万人拿着二级三级咨询师证,真正在做心理咨询的也就两三万人”,她和北大钱铭怡教授等同行一起建立了注册审核制,推动心理健康服务行业的规范。

  她去做很多培训。她给广西19所监狱的警察咨询师做培训,“罪犯再错,也还可以找到优点”,“只是指责和批评,会让他们觉得是社会渣滓,失去改造的动力和信心。”

  “听别人说话”,在樊富珉看来,是能“让别人产生内在力量的”。她出现在爆炸后浓烟还未消散的天津港、地震后路还未完全通的云南鲁甸和汶川,还有发生“非典”时的北京、连续发生工人跳楼的富士康公司

  她给地震中的孩子上课,“灾后第一课不应该教数学、语文,而应该讲‘我们发生了什么,我们该怎么面对’”。她带着“已经没有表情”的救援官兵做团体辅导,发泄情绪。也设计仪式让失去亲人的人放飞气球,写一封给逝者的信,与亡灵对话。她在“非典”时把办公桌临时改成救援热线点,抚慰他们“害怕被传染”的恐慌。

  她总共去了39次汶川,有时候航线紧张,飞机经常凌晨两三点起飞。在鲁甸地震时,61岁的她最多的一天,工作了16个小时。

  樊富珉也给自己写下墓志铭,“这是一位幸福的女性,她从事着自己钟爱的心理咨询事业,她爱着和被爱着,来自丈夫的、女儿的和所有学生们的。”

  1990年,樊富珉37岁,第一次出国。她选的专业是青年心理学,也是同批出国的10位老师里唯一选择心理学的人。她当时带着一个疑问,“为什么大学生会自杀?能不能帮?怎么帮?”

  她至今还记得一串脚印,在一座高楼7层的平台,雪地里一串长长的脚印通往平台边缘,栏杆附近的脚印密集而凌乱。一个女孩在这里结束生命。那些脚印“是选择死还是活的内心冲突,是对未来看不到希望的无望感啊。”

  正是这些脚印,让她选择了咨询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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